备孕期能喝菊花枸杞茶吗？解析备孕时的饮食禁忌

内容摘要：　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

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这应当是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体现的是投入到地铁中的财富向周围地区和房子渗透的过程。现在政府实施的很多调控措施最后都变成了收钱。

即使算作是40万亿元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可以说，这40万亿元大体上相当于现在居民储蓄的余额加上股票价值的总和。在当期收入分配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灰色收入的问题。要完善包括工资协商制度在内的劳资协商制度，建立劳资双方的谈判制度，用这种协商制度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

其次，为了扩大出口，我国实行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有人估计，每年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5000亿元人民币。第四、强化再分配在调节利益关系中的作用，解决再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正好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些租户真要按门槛一量大都是不达标的违章租户，驱逐他们于是就更加理直气壮。

所以三亚贫民窟所在的凤凰镇、深圳这次驱逐的紫金农场所在的西丽街道，都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主城区就没有贫民—新移民在栖身。即清除穷人街区，以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

这都是可喜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不能惠及于那个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无当地户籍的贫困租户。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

而恩格斯在书中第一页就明确反驳说：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恩格斯看来，穷人租户或富人租户，对于房主来说并无区别，租户即便是无产者，在租房时也总是作为一个有钱人来活动的。（同上，第244－245页）欧斯曼（现在一般通译奥斯曼），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伯爵、巴黎市长。其实如果跟上篇文章（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中提到的柬埔寨万谷湖、台北康乐里相比，深圳与三亚的这些被驱逐者倒是有一个区别：境外的那些贫民区都位于主城区。

恩格斯回顾自己27年前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当时英国工人（就是进城不久的新移民，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农民工）悲惨状况，包括恶劣的居住状况的揭露后说：对这一切当然应该抨击，尤其在他们不是因自由交易，而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强制驱逐出来时，更是应当斥责驱逐者干出的无耻勾当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几率也不高。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怎么还要剥夺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村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对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

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量赔偿与安置条件。

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就连南非，当年黑人劳工办暂住证也是免费的），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城市新贫民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入（由于我国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干户籍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等。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再剥夺他们。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入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

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如果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到底要人怎么办？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

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

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前些年深圳大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20年，过去不拆，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这样合理吗？违章居住者群体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

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大为光火。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见图1），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哪个国家都不允许。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了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的事，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流动人口的声音。

纽约的时报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什么是违章建筑而我们这种对穷人不赔偿不安置的强行驱逐，在世界上恐怕也只有当年白人统治的南非对黑人干过。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在笔者看来，对违章的贫民给予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直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号称对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试错期他们多会自行离开。

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生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只要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看谁还敢讨价还价？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做的。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

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的第一号对象，在我国某些地方不仅保障无门，连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回乡，称他们为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30年了。